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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南京雨花台之殇

发布时间:2019-12-17 信息来源:中国档案资讯网 【 字体:



    在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守军第88师坚守雨花台、中华门,以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与日军3个师团血战4日,大半殉国,谱写了一曲壮志难酬的英雄悲歌。南京沦陷后,日军在中华门外雨花台一带实施了疯狂的大屠杀,数以万计的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杀。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雨花台、中华门一带纵兵犯下屠杀血案的日本战犯谷寿夫,被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押赴雨花台枪决,以祭死难者。为铭记历史、永葆和平,中国政府在雨花台畔为遇难同胞树碑纪念。

    雨花台畔血战四天

    雨花台,古称石子岗、玛瑙岗、聚宝山,位于南京城南1公里外,是一片高约100米、长约3500米的平旷山岗。相传梁武帝时有高僧在此设坛讲经,一时落花如雨,遂得今名。雨花台地势并不高峻,但其自西南至东北三岗绵亘,构成一大天然屏障,对正北的中华门及两侧的水西门、汉中门、通济门、光华门及秦淮河,都能起到障蔽作用;且其为城南制高点,“登高而望,全城如在釜中”,列炮其上,与紫金山炮台互为犄角,几可控摄全城,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自古为兵争之地。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时期,这一带都曾发生过激烈战事。有鉴于此,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就着手构筑和加强雨花台一带的防御工事,后来陆续修筑了碉堡、反坦克壕、机枪掩体、铁丝网等工事设施。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军方制订的首都(时为南京,下同)防御计划中,雨花台与紫金山、乌龙山、幕府山及南京城垣一起,共同构成保卫南京城的复廓阵地,即御敌于城外的最后阵地。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普德寺丛葬地纪念碑

    根据首都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所策定的“首都保卫军作战计划”,在城南方向,第88师“以主力位置于雨花台附近,任水西门、中华门至武定门及雨花台之守备”。雨花台原由首都宪兵守卫,1937年11月26日,宪兵部队改守清凉山,其阵地由第88师接防。这是一支在淞沪战场与日军血拼后撤至南京的精锐德械部队,隶属第72军,由军长孙元良兼任师长。第88师受命后,即以264旅之527团附炮兵两连扼守雨花台,528团为预备队,前线并附工兵1营、通信营2连、辎重营2连;又以262旅523、524两团防守中华门至光华门一线城垣;并征集民夫,赶筑工事。

    12月8日,南京外围阵地被敌突破,为集中兵力最后一战,首都卫戍司令部于当晚下令各部退守复廓阵地,第88师受命固守雨花台阵地。9日上午,日军第9师团(师团长吉住良辅)19联队率先向雨花台阵地东侧发起攻击,守军凭借坚固工事顽强阻击,激战彻夜,双方均付出重大伤亡。10日,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3个联队共同向雨花台西南侧的安德门阵地发起强攻,双方一度短兵相接。反复搏击争夺之后,国民党军据守的第82号高地沦于敌手。当晚,日军第114师团(师团长末松茂治)也加入雨花台作战。

    11日,战斗更趋激烈。14时,雨花台右翼阵地被敌突破。当晚,首都卫戍司令部命令第88师“缩短战线,固守城外主要阵地”,即雨花台与中华门附近城垣。12日,日军在战车、飞机、大炮强大火力配合下,向第88师的最后阵地发起猛攻。因强弱悬殊、寡不敌众,正午时分雨花台沦陷,中华门也随即被日军攻破。

    雨花台-中华门一役历时4日,中国守军奋勇杀敌,牺牲惨重。其中,262旅旅长朱赤、264旅旅长高致嵩,团长韩宪元、李杰、华品章,中校参谋赵寒星,营长林弥坚、黄琪、符仪廷、周鸿、苏天俊、王宏烈、李强华等,先后阵亡或自戕,全师官兵殉国者达6000余人。

    中华门外竟成屠场

    破城之际,日军即开始了疯狂的大屠杀。根据战后的调查,仅中华门外雨花台一带,死于日军屠杀的中国军民,即达数万人之巨。由于日军和占领当局有意消除影响、毁灭证据,多数死难者的姓名、身份等信息已经无法考知,但透过战后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调查形成的被害调查表和结文,以及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问讯笔录等相关档案,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对发生在雨花台一带的日军暴行。

    日军来攻之际,有20多万南京居民躲入了城内西北一隅的国际安全区,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入内避难的民众亦不在少数。中华门外雨花台一带被害的平民,以当地居民为主,也有一些是被日军从城内或其他地方掳来这里杀害的。由于雨花台一带位于城郊,是日军最早到达的地方之一,所以发生在这里的屠杀暴行大多数集中于南京沦陷前后的数日内。

    日军在雨花台一带的屠杀暴行有案可稽者中,不乏十数人乃至数十人以上同时同地被杀的大规模集体屠杀。有的是一家人在家中惨遭屠戮的,如1937年12月12日晚,日军闯入中华门外西街145号张玉发家,将其父母、哥嫂、弟侄和亲戚张书新等12人枪杀,张玉发本人面部受伤,侥幸存活。其事见于1945年11月28日张玉发填具的日军罪行调查表及结文(甲字第14号证据)。

1946年7月20日,长生寺僧人及附近居民被害调查表。

    也有许多人不敢待在家中,躲到野外、防空洞或寺庙里避难,不料遇上凶残的日本兵而惨遭毒手。据证人讯问笔录,1937年12月14日,平民王富有的兄弟及叔婶3人在雨花台附近的地洞内被日军刺死,另有多人同时被杀,张鸿儒目睹现场并收殓尸体。另据中华门外方家巷长生寺僧人隆海战后所填具的调查表(甲字第61号证据),1937年12月12日雨花台失陷后,一些日本兵闯入长生寺,将19名僧人集体以步枪射死;此外“尚有左近老百(姓)被无辜枪杀不计其数,同时在左近各处纵火焚烧房屋”。隆海亲眼看见日军暴行,因“身躲本寺内地藏王菩萨佛龛中,幸免其难”。隆海的证词得到了幸存寺僧宏量法师的口述印证。据宏量法师在20世纪80年代讲述:日军闯入时,“梵根师父把寺里的和尚召到大殿上念经……一个个都跪在蒲团上,向慈善的佛祖顶礼膜拜。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在院里站好,派一个日军进大殿拍拍和尚的肩膀,一个个地叫出来,到院中的丹墀上跪下,旁边站一个和尚念‘阿弥陀佛’。‘砰’的一枪,跪着的和尚死了,再叫一个出来念佛。一枪一个,17个人念佛,17个人毙命!”师父梵根和高座寺来避难的一个和尚被日军拉走,“穿着僧衣走的,一去没有音讯”,当亦遭到杀害。第三天,僧人隆慧又被来寺里找“花姑娘”的日军“赤条条地拉到陀罗尼门的大石坎上”摔死。当时宏量躲到了莫愁路上的普照寺,并未目击惨案实况,其所述得之于他两个幸存的徒弟——当时只有十一二岁的妙兴和能行。

1945年11月28日,张玉发填具的日军罪行调查表。

    隆海和宏量的陈述,关于受害者人数和被害细节有所出入,但都在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隆海所说被集体“枪杀”的隆敬等19名寺僧,除了宏量所说被逐个枪杀的17人外,也包括宏量所说被日军摔死的隆慧,以及被日军拉走“一去没有音讯”的梵根。至于在长生寺内或附近被杀的平民,据相关调查表和讯问笔录,有张得胜、王二喜、袁太太、姜太太等。此外,宏量在口述中还提到在寺内避难的一个以卖油条为生的“吴老头”,他先被一个日本兵用军刀砍断颈骨,未死,又被其他日本兵用刺刀刺死。

    除了集体屠杀,还有极为普遍、为数众多的零星屠杀,如1937年12月15日,平民张陈氏及其子张来喜在雨花台26号家中被日军砍死;12月某日,徐承铸之兄徐承耀被日军拉至雨花台枪杀;张万氏之夫张荣生被日军拉至雨花台搬运炮弹,后被刺死;等等。在数以万计的死难者中,只有少数因有亲属或目击者陈报,留下了姓名,绝大多数则作为无名者湮没在雨花台附近连绵起伏、层层叠叠的荒冢之中。

    普德寺旁树碑永奠

    南京大屠杀期间及其后,在雨花台一带从事遗体收埋工作的,主要有红卍字会、红十字会及同善堂等慈善团体。据调查,南京大屠杀期间,芮芳缘、张鸿儒、杨广才等人与红卍字会联络,以该会名义进行遇难者遗体的掩埋工作。在40余天的时间里,芮芳缘等30余人在中华门外附廓至花神庙一带收集难民遗体5000余具,在兵工厂宿舍收集中国官兵遗体2000余具,分别埋葬于雨花台山下及望江矶、花神庙等处。雨花台一带也埋葬了从城内各处收殓的众多遇难者遗体,尤以雨花台西侧普德寺附近地区最为集中。据统计,经南京红卍字会从城区各地陆续收葬于此的遇难者遗体达9721具,故又称“万人坑”。

    1947年1月底,为搜集谷寿夫罪证,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曾率同审判官、法医、检验员及慈善团体代表等,先后前往中华门外同善堂后山、京芜路旁普德寺后山及中华门外兵工厂后山发掘遇难同胞坟冢。两天共发掘丛葬地5处、骸骨3000余具,从中拣选较为完整的头骨10余颗,由法医检验后送交法庭作证。石庭长对记者表示:“此次所检拾之骷髅,多半为妇孺,且有弹穿刀斫残痕,日军残杀非战斗人员暴行,可见一斑。”这些遇难者遗骸成为控诉谷寿夫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有力证据。3月10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以“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4月26日,谷寿夫被押至雨花台执行枪决。

    1985年,南京市人民政府为“告慰死者于地下,永励后生于来兹”,在普德寺丛葬地旧址树碑刻石,以为纪念。碑呈双手合十状,一以祭奠亡者,一以祈愿和平。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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