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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纱暑服清

发布时间:2020-08-14 信息来源:中国档案资讯网 【 字体:



    《七纬·孝经援神契》中记载:“小暑后十五日,斗指未,为大暑。”民间谚语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从小暑到大暑,正是一年当中最为炎热的时节。衣冠制度,必与时宜,古人在这个时节会怎样着装呢?《韩非子·五蠹》中记述了尧的生活,其中有“冬日麂裘,夏日葛衣”之句;西蜀花蕊夫人在《宫词》中描写宫人夏日纳凉时的情景,称“薄罗衫子透肌肤”;唐代诗人白居易对夏日生活的描写则是“鱼笋朝餐饱,蕉纱暑服轻”。看来,葛、罗、纱一类孔隙稀疏、轻薄透气的衣料是古人夏衣的风尚。我们今天就结合档案文献的记载,来看一看清代人在夏季衣料方面都有哪些传承和喜好。

夏日赐葛是旧俗

    葛、罗、纱都是我国自古相沿的夏季衣料,其共同特点是材质天然、分布孔眼、透气性佳以及有较好的吸湿、放湿性,能迅速散发人体的热量,令人在炎炎夏日倍感清爽。在很多文献里,常见葛、纱通用,纱、罗也时时并称,难以一一区分。因此,无论是皇帝的朝服,还是妃嫔们的单衣,夏季多用葛纱裁制。

    葛是一种多年生藤本植物,花紫红色,用其纤维可织成葛布、葛纱,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诗经·葛覃》篇中便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女子采葛织布的场景:“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綌,服之无斁。”意思是爬满山谷的萋萋葛藤,被勤劳的女子采割回家,经过沤泡、蒸煮等工序,织成细密的葛布,称为“絺”;而质地较为粗疏的葛布,则称为“綌”。

    葛衣早已成为古人对夏衣的代称。每年端阳节前后,暑气日重,皇帝为表达对臣工的恩遇,往往会赏赐葛、纱、罗等夏季衣料,一般统称为赐葛。古诗中多有描写,杜甫在《端午日赐衣》中写道:“细葛含风软,香罗叠雪轻。”赞誉帝王所赐的用葛、罗制作的夏衣,轻薄透气,飘逸秀美。白居易《夏日作》中曰:“葛衣疏且单,纱帽轻复宽,一衣与一帽,可以过炎天。”元末明初诗人高启也曾有诗:“去岁端阳直禁闱,新题帖子进彤扉。大官供馔分蒲醑,中使传宣赐葛衣。”在清代《燕京岁时记》中更有农历五月“赐葛”、六月“换葛纱”的记述:“每至六月,自暑伏日起,到处暑日止,百官应服万丝帽、黄葛纱袍。”

清康熙蓝纱织金龙片金边袷朝袍 故宫博物院藏

    在清代宫廷中,广葛使用较多。在每年的端阳节贡中,来自广东地区的贡物多有增城葛、女儿葛等名色。广东常年气候炎热,因而盛产适宜夏季材质的衣料,特别是各种葛纱。据清代郝玉麟监修的《广东通志》中记载,广葛中以雷葛为最好,另外,还有细滑坚韧、颜色如血色象牙的锦囊葛、产于博罗的善政葛、产于潮阳的凤葛、产于琼州等地的美人葛、产于阳春的春葛和产于广州的龙江葛等等。而质地最为细腻的是产于增城的女儿葛。由此来看,档案中所记载的增城葛、女儿葛似乎是同一种织物的两种不同称谓。这种产自增城的女儿葛纤细如同蝉翼,据说,一匹女儿葛卷起来可以塞进笔管之中,可见其工艺精细至极。

    在清代的档案和绘画作品中,皇帝的夏季常服中也常使用葛纱。这些葛纱中有不少是朝臣进贡的衣料,广东进贡的各类广葛就很受青睐。例如,清嘉庆四年(1799)七月十一日,四执库总管张进忠等传嘉庆帝口谕,要做上用广葛长衿袍2件、衫2件、白漳纱衫10件、套裤4副,为此,调用了库贮广葛8匹,其他上用纱、素缎、素纺丝、硬纱、罗、高丽布等各色衣料以及银钮、花钮数量不等。

清代广东进贡的葛纱 故宫博物院藏

    在清宫档案中,还有皇帝专门派人定制衣料的记载。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六月二十一日,总管太监马国用等人拿出一块上用兼丝葛纱样,传乾隆帝旨意:“着交织造安宁,每年照此颜色织新花样上好兼丝葛纱二十匹解京成做上服。钦此。”此后数十年间,苏州织造每年夏季都会进呈皇帝派织的兼丝葛纱衣料。

远涉重洋贡蕉布

    在诸多夏季衣料中,为白居易所称道的“蕉纱”,也称蕉布,在我国曾有久远的传承。

    正如葛纱、葛布得名于其主要原料葛纤维一样,蕉纱、蕉布顾名思义,主要是以芭蕉纤维为原料织成的衣料。《后汉书·王符传》中有“葛子升越,筩中女布”一句,其注引用沈怀远《南越志》:“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有竹子布,又有葛焉。”《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中有“广州等调以苎布,端州调以蕉布,康、封二州调以落麻布”的记述。清人李调元《南越笔记》中称:“蕉布黄白相间,以蕉丝为之,出四会者良。……唐时,端、潮贡蕉布,韶贡竹布。竹布产仁化,其竹名曰丹竹。……广人颇重蕉布。出高要、宝查、广利等村者尤美。”可见,我国古代以芭蕉纤维制作衣料的历史悠久,品类多样,蕉布还曾经是名贵的贡品。

    蕉布在诸多文学作品也可找到印证。在《金瓶梅》第二十五回中,西门庆派遣来旺前往杭州织造纻丝蟒衣,但还“少两匹蕉布和大红纱蟒衣,一地里拿银子寻不出来”,幸而李瓶儿有玄色蕉布和大红纱,解了西门庆的燃眉之急。后又在第二十七回中写到李瓶儿夏季家常穿的便是白银条纱衫儿、蜜合色纱条线缕金拖泥裙子、大红蕉布比甲。清代屈大均有《蕉布行》一诗,其中写道:“……花练白越细无比,终岁一匹衣其夫。竹与芙蓉亦为布,蝉翼霏霏若烟雾。入筒一端重数铢,拔钗先买芭蕉树。花针挑出似游丝,八熟珍蚕织每迟。增城女葛人皆重,广利娘蕉独不知。”诗中极言蕉布的天然美质和工艺精细,用纤细无比、犹如游丝的芭蕉纤维来织布,即便是熟手,一年也只能织成一匹。可见,蕉布的制作可谓巧夺天工。

    在清宫档案中所记述的“蕉布”,则主要是指产自琉球(今日本冲绳县)的贡品。明清时期,琉球与我国的两个王朝先后确立了封贡关系。作为藩属国,琉球的国祚传承须经宗主国的册封,而向明清朝廷定期奉表纳贡,则是政治归顺的直接体现。琉球进贡有常贡、例贡之分,也有谢恩、庆贺等专门进贡,但无论因何而贡,蕉布均被作为主要和特色贡品。在档案中,琉球蕉布分有不同的花色,如青花蕉布、白花蕉布、素花蕉布,也有练蕉布、纹蕉布之分,有时还特地加以修饰,称其为“细嫩土蕉布”。乾隆初期,内务府广储司曾盘点过库存的琉球蕉布情况,最终结果是康熙年间所进贡的花蕉布、土蕉布共732匹,雍正朝至乾隆七年(1742)5次进贡的各色蕉布共690匹,加上土夏布330匹,库贮琉球各色贡布共计1752匹。这些珍贵布匹自康熙朝到盘点库存时已贮存日久,不堪上用。因此,不久之后内务府便向皇帝奏明情况,将这些布匹进行了折价变卖处理。

《胤禛行乐图册·临窗赏荷》 故宫博物院藏

    嘉庆、道光年间,皇宫内不再任由蕉布在库中久贮。这一时期的上谕档中数次记载,清帝将琉球所贡蕉布、土夏布、雅扇等物品按等级分别赏赐给了各王公大臣。嘉庆三年(1798),嘉庆帝赏赐王公大臣琉球国所进蕉布等项物品的上谕就是证明,其中写道:“将琉球所进扇四百八十把,蕉布二百四十疋(匹)……分别拟赏开列清单……”后面详细地注明了赏给八阿哥、十一阿哥、绵恩阿哥等“扇各八把、蕉布各二疋(匹)……黄色土夏布各二疋(匹)”,同列者还有怡亲王永琅、御前大臣和珅、福长安等“扇各六把,蕉布各二疋(匹)……”在这份赏赐名单中,“蕉布”成为不可或缺之物,可见清帝对其十分重视。

清嘉庆三年(1798),嘉庆帝赏赐王公大臣琉球国所进蕉布等项物品的上谕。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时至今日,我国的蕉布已难觅实物,而产自琉球故地的蕉布则被视为国宝级的手工艺品。1974年,蕉布被日本评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对蕉布传承者的一些实地访谈和调查中,今人可大略了解到蕉布的制作工艺:不是所有的芭蕉都适合作为蕉布的原料,必须是被当地人称为“线芭蕉”的才可以选用。织布所用的植物纤维并不来自于芭蕉叶,而是芭蕉茎秆。每一根芭蕉丝都是手工撕成的,大约100棵芭蕉析出的丝缕,才够织1匹蕉布。这些丝在干燥状态下极易断裂,因此,在纺织过程中要始终注意保持湿润。染料主要来自于八重山及周边的天然植物和泥土中的矿物质,所以,琉球传统蕉布的颜色多是深黄、茶色和灰色。织好的蕉布要在海水里浸泡整晚,然后在阳光下晒,再用清水反复洗净。经过海水、阳光和风的作用,芭蕉纤维才能最终塑形为适合盛暑酷热天气穿用的清灵爽洁的蕉布。

库贮变价惠臣工

    清制,内务府广储司六库会定期盘查稽核库存。除核实出入及库存情况外,对那些贮存年久、品类重复或工艺稍次的物品,也会加以甄别,报皇帝同意后在一定范围内变卖,这样既可清理库存、增加收入,又能惠及臣工。这种做法就是档案中记载的“变价”。变价分多种情况,一般物品、罚没物品的变价多在崇文门进行,由崇文门监督主持,崇文门作为户关之一,主要负责征纳出入京师的商货之税。变价的正额税银交户部,盈余税银归内务府。

    对于专供皇帝使用的上用衣料和供内廷使用的内用衣料的变价,则与一般物品的处理方式不同,有其特定的规制。且看几份档案的记述。

    乾隆八年(1743),内务府查库时发现,广储司缎库存中有上用宁绸4204匹,宫绸1161匹,纱8964匹;经过挑选,其中尚可供上用、内用的宁绸800匹,宫绸161匹,纱2200匹;其余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变色、褪色等问题。“今查内庭等处每年约用绸纱不过二三百匹,至一应赏用,亦无赏宁绸、宫绸、纱匹之例”,因此,内务府向乾隆帝请旨后,除保留少部分之外,其他上万匹绸纱分别按等次变价处理。

    乾隆十四年(1749年),总管内务府查库后发现,在各类缎纱纺织品中,存贮年久、稍有变色的已经积累了9798匹,因此,奏请乾隆帝:“此项缎纱若不酌量料理,久存库内,徒致糟旧。再,现今京市所卖缎匹,颜色丝料不及库缎,且价值与库缎不甚悬殊。请将此项缎纱按照江宁织办工料定价,分别颜色高下,量为增减。王公大臣官员人等如有情愿买用者,即按价交银买用。”此项奏请最终得旨允准。由上可知,这些库贮纺织品因时间太久,有的已经略有变色或变质,不能再供上用;但这些物品与京城市面销售的同类织物相比,其在工艺、配色方面仍有优势。在变价时,内务府基本是参照江宁织造的工料成本来定价的,同时,对购买群体的身份也是加以框限的,必须是“王公大臣官员人等”。当时,毕竟衣冠服色关乎礼仪,内造上用、内用衣料,可以降为官用,却不能不加限制地任其流入民间。

    乾隆二十五年(1760),内务府陆续整理出缎纱绫绸等1.1万多件,从中拣选出不堪上用的缎纱共计5843匹,另有高丽布1.1万多匹,准备进行变价,预估价银为6.1万多两。但是,此次变价衣料的情况比之前复杂,“内有王公大臣等必用之物,亦有下色零星物件应交崇文门变价者”,因此,内务俯将红绿等所谓“下色”的缎纱、零碎袍褂料等共计6687件交给崇文门变价,价银1.4万多两;其余缎纱绫葛被均匀分为418份,让王公大臣们按份认购。但历经整整一年,才售出了293份。为了尽快清售变现,内务府最终找来了皇商王起凤,将剩余的缎纱布匹等打包转售给他,并限期一年交齐价银。

    由此可见,内务府变价物品并不一定都是在崇文门发卖,而是要依据物品原本的使用范围来进行区分。但在实际操作时,变价也可采用多种方式组合,有其机变之处。像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变价,因物品种类繁杂,旷日持久,最终内务府不得不选择了对口服务的皇商接盘。商人言明,要依照时节拆零售卖,从内务府到皇帝本人都默认了这种方式。可想而知,这些最终流入京师市面的缎纱绫葛中,有不恤工本、精心织办的内造衣料,也有远涉风涛、跨越边境的异国珍贡,这对于王公官员和京师百姓来说,实属受惠捡漏。

    相较于富甲天下的帝王们,白居易在《夏日闲放》一诗中所描摹的意境则另有一番闲适之情:“时暑不出门,亦无宾客至。静室深下帘,小庭新扫地。褰裳复岸帻,闲傲得自恣。朝景枕簟清,乘凉一觉睡。午餐何所有,鱼肉一两味。夏服亦无多,蕉纱三五事。资身既给足,长物徒烦费。若比箪瓢人,吾今太富贵。”极暑天气,适体的夏衣有三五件便足矣。虽时有热浪蒸腾,蝉噪声声,何妨静观石生青苔,闲听槐花坠地,身无长物,心无尘念,清凉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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