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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问西东:抗战中的西南联大

发布时间:2020-08-27 信息来源:中国档案资讯网 【 字体:



三校内迁 合组“联大”

    北平(今北京)、天津两地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较为发达的地区,在抗战爆发前,已有近30所专科以上学校,有教职员3000人、学生约1万人。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平津高校开始处于烽火前线之上,其中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7月29日遭日军飞机轰炸,校舍大部分被焚毁。平津沦陷后,日军随即进驻城内。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等校师生为躲避战火,虽暂走他乡,但“各校员生滞留平津者,占半数以上”。

1937年9月2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为请同心协力办好长沙临时大学的电。

    为应对变局,参加庐山谈话会的北大、清华、南开等学校人员会后到达南京,与国民政府教育部共商办法。8月3日,教育部公布《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规定北平、天津等已发生战事的战区,“于战事发生或逼近时,量予迁移,其方式得以各校为单位,或混合各校各年级学生统筹支配,或暂行归并,或暂行附设于他校”。“国立各校由本部依照前条之规定,查酌情形,径行处理。”经多方考量,教育部为使优良教授得以继续服务,使学生能够完成学业,决定先在湖南长沙、陕西西安两地各设立一所临时大学。26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核准,聘周炳琳、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傅斯年、胡适、杨振声、何廉、皮宗石、朱经农、顾毓琇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28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分别致函北大、清华、南开等校校长,表示“奉部长密谕: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9月10日,教育部发布第16696号令,决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长沙,合组长沙临时大学。27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致电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位常委,希望长沙临时大学“藉公等之经营,必能创一文化中心”,“为教界树立新范”。

    梅贻琦等人8月底接到教育部来函后,即赴长沙开展筹备工作。9月13日,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正式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确定校舍、经费、组织分工等事项。校舍方面,在长沙租用韭菜园圣经学校为办公室、教室、图书馆及教职员宿舍,租附近四十九标部分营房为男生宿舍,租韭菜园涵德女校一楼房为女生宿舍。所有这些,只能容纳千人。其他文学院各系教职员30余人、学生约200人,则在南岳圣经学校租房设分校。关于院系设置,根据10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常委会决议,对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科系作必要调整,“凡属三校共有者,固应归并;即一校内性质相近者,亦予归并”,以节省开支,提高教学效率。归并后全校设文科、理科、工科、法商科4科17个系。在学校管理方面,学校不设校长,以筹备委员会3位常委代行校长职责。在学生方面,来自战区的学生可以缓缴学费,家境清寒的学生可不限籍贯申请贷金;为适应国防需要,所有学生一律实行军事管理。经筹备委员会各委员的共同努力,长沙临时大学于10月25日开学,11月1日开始上课(这一天成为西南联大的校庆日)。开学之初,学校共有教员148人,其中北大55人、清华73人、南开20人。学生以北大、清华、南开原有学生为主,至11月20日,到校旧生1120人,其中清华631人、北大342人、南开147人;另外,按照教育部规定,长沙临时大学酌收其他学校借读生等332人,共有学生1452人。至该月底,学生到齐后有1500人左右。

    开学后的长沙临时大学虽条件简陋,师资与图书资料不足,但师生用心向学,弦歌不辍,更有学生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自南京沦陷后,“投笔从戎之同学且四百多人矣”。然而随着日军侵华范围进一步扩大,原本平静的长沙也不断遭到日军飞机的空袭。为确保办学安全,学校常委会经商承教育部同意,于1938年1月22日和2月4日两次发出布告,决定学校迁往云南昆明办学,要求全体师生于3月15日之前到昆明校址报到。

1938年4月29日,西南联大关于湘滇黔旅行团到达云南昆明的电。

    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时大学开始迁往昆明。由于学校精心组织,妥善安排,近千名师生分批从长沙出发,女同学和体弱的男同学由粤汉铁路到广东广州经香港、越南入滇,一部分同学沿湘桂公路到广西桂林经柳州、南宁、越南入滇;有男同学200余人则组织了湘黔滇旅行团,2月19日从长沙出发,横穿三省,行程1600余公里,历时68天,于4月28日到达昆明,如期报到。

    1938年4月2日,教育部电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迁到昆明后的西南联大,因校舍不足的原因,曾在云南蒙自设立分校。5月2日,西南联大在昆明举行开学典礼。此后学校院系多有增设与调整。1940年1月,西南联大常委会召开第132次会议,决定将以前的科改为学院,分别设有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等5个学院26个系,并设有体育部和先修班。至此,一所学科设置较为完善的现代大学,终于在西南边陲的昆明建立起来。

条件艰苦 大师云集

    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大,在管理体制上仍以常务委员会为学校的最高行政领导机构,常委会由三校校长和秘书主任组成,主席由三校校长轮流担任,任期一年。首任主席由清华校长梅贻琦担任。后因蒋梦麟、张伯苓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期留于昆明,故没有实施轮任制度,一直由梅贻琦任主席,主导校务。

    在梅贻琦主政期间,西南联大秉持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学术独立”的办学理念和陈寅恪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追求,形成了民主治校、教授治校的校风。当教育部要求在大学担任行政职务的教师必须加入国民党时,许多教师,如著名化学家、西南联大教务长杨石先断然拒绝,甚至表示可以辞去教务长一职。当1940年教育部意欲将西南联大迁往四川叙永办学时,校内不仅教师反对,学生亦不赞成,均主张在昆明上课为好。当教育部再催时,西南联大校内仍倾向暂时不迁,“以待时局之推进”。此正如蒋梦麟所言,西南联大之政策,可谓“口说迁而脚不行”。

    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物质条件异常艰苦。为应对战时物价飞涨,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挂牌治印”,还有其他教授的家人以自制物品到街上贩卖。学校则利用清华某些教师的技术专长,设立了生产和技术咨询机构,为国家及地方建设部门服务,将所获利润逐季分配给西南联大同人。当日军飞机来袭,师生们一边向郊外躲避,一边就地学习,学业未曾耽误。著名诗人穆旦曾记下西南联大受到轰炸的情形:1939年10月13日,日机轰炸西南联大,投下百余枚轻重炸弹,致使“师范学院全部炸毁,同学财物损失一空”;城内师生的住宅区也全被炸毁。“然而,就在轰炸的次日,联大上课了,教授们有的露宿了一夜后仍旧讲书,同学们在下课后才去找回压在颓垣下的什物,而联大各部的职员,就在露天积土的房子里办公,未曾因轰炸而停止过一日。”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北大校长蒋梦麟对时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说过,西南联大“每次逃避警报,师生均须走避十数里内外,时间往往在四五小时以上,颇觉辛苦。有两次警报甫响,而敌机已在头上施放机枪,大家狼狈异常”。为应对日机空袭,学校上课时间调整为“晨七时至十时,午后四时至六时,晚间八时至十时”。图书迁到郊外,仪器则安置在离昆明较远的乡下,分设小试验室,让学生们步行前往试验。即便如此,“师生精神均甚好,一切照常进行”。

    西南联大办学的物质条件虽然艰苦,但校园内却大师云集、名家荟萃,各种学术观点和学术流派纷纷呈现、互有交融。人文方面,有闻一多、朱自清、王力、罗常培、陈寅恪、雷海宗、钱穆、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吴宓等;理工方面,有华罗庚、周培源、吴大猷、饶毓泰、郑华炽、王竹溪、马仕俊、张文裕、赵忠尧、任之恭、孟昭英、吴有训、余瑞璜、黄子卿、张青莲等,他们学术造诣深厚,授课风格各异,要求严格,成果迭现,所教学生也是人才辈出,如杨振宁、李政道在西南联大打下了坚实的科学研究基础,并在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据统计,西南联大存在的9年间,先后到学校执教的教授有290余人、副教授48人,在校学生约8000人,毕业的本科生、专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共3882人。这其中的许多学子,成为我国杰出的科学家和各条战线上的重要骨干、栋梁之材。

    抗战期间,大敌当前,学生们有强烈的抗敌报国思想。不少学生离开学校,投笔从戎,或参加技术部队,或报考空军,或担任美军翻译员等。面对政府的腐败现象,1941年学生们在昆明发动“倒孔”风潮。这些活动,都得到了校方的支持。因此,“在国民党当局眼里,联大简直就是个针插不进、水泼不透的坚固堡垒”。

完成使命 宣告解散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出后,西南联大即准备北返。8月23日,西南联大宣布成立迁移委员会,29日举行第一次迁移会议,为三校北返平津作各种准备。9月中旬,教育部举行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决定三校北返,师范学院留在昆明继续办学。但因路途遥远,交通运输工具难以落实,返校工作一拖再拖。

    1946年3月13日,西南联大常委会第369次会议议定,学校自5月10日开始迁移,所有本大学各部分应结束事项,统须于5月底办理完竣。

    就在西南联大北返前夕,1946年4月9日,教育部宣布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同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新校舍图书馆举行了最后一次结业典礼。10日,北返工作正式开始,学生分批乘卡车离开昆明。7月31日,梅贻琦主持西南联大常委会第385次会议,这是西南联大常委会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正式宣告西南联大解散。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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